李白杜甫蜀道诗比较

    李白杜甫蜀道诗比较

     刘咏涛

摘要：李白杜甫都有蜀道诗，这些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有相通之处，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出了不同。文章从两人诗歌的题材内容说起，论述两位诗人的蜀道诗在创作方法、思想情感、诗歌风格和体裁特色上的异同，两人蜀道诗分别在其诗歌中的代表性和地位价值。得出结论是：李杜蜀道诗分别属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品，两者都关注社会关心国家，两人诗歌风格体裁及在其作品中的地位不同，《蜀道难》是李白的代表性作品，而杜甫蜀道诗名气不大，但仍然写得很好，发展了山水诗的艺术，有独特文学价值。

关键词：李白；杜甫；蜀道诗；异同；创新

李白杜甫都有关于蜀道的诗作。

李白最著名的蜀道诗就是《蜀道难》。《蜀道难》本是乐府旧题，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在李白本首诗之前已收入阴铿等人的《蜀道难》同题作品。关于乐府旧题《蜀道难》的内容题材，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说：“《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只言其险，而不及其他。”（《唐音癸签·诂签六》）

李白《蜀道难》一般认为作于天宝初年诗人第一次入长安之时。其主题历来众说纷纭，其中胡震亨的说法较为通达可从：“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李诗通》卷四）蜀地自古就容易被军阀凭险割据，李白《蜀道难》极言其地阴森险恶，是给治国者以警戒。”诗借助神话、传说、想象、夸张等大量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了蜀道的艰险、地势的险要、山川的奇异，赞叹了蜀地的壮伟，劝友人不要到蜀地去，去年了也不要久留，同时李白也曲折地抒发了对现实的隐忧。

此外，李白还有两篇作品直接写到蜀道。《送友人入蜀》诗是在长安送友人入蜀时作的五律。以写实的笔触，精练、准确地刻画了蜀道虽然崎岖难行，但别有洞天的景象，劝勉友人不必过多地担心仕途沉浮，要热爱生活。《剑阁赋》写到剑阁（此即蜀道）形势的险要，抒发对友人入蜀的关怀及别后的悲愁和相思之情。本文所论李白蜀道诗，主要是《蜀道难》。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十月，杜甫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出发，带领家人赶往同谷（今甘肃成县），途中作诗十二首：《发秦州》、《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十二月，杜甫“冬季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又由同谷往成都。途中又写下了十二首诗，其第一首《发同谷县》诗题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以下为：《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

有人只将杜甫的后十二首诗，看作杜甫陇蜀道诗作，或杜甫赴蜀诗作，如李绚《蜀道与唐诗研究》。但莫砺锋先生将这二十四首尽数收入其《杜甫评传》的“蜀道悲歌”一节，进行全盘考察研究。笔者本文与莫砺锋先生相同。

《发秦州》十二首，都是围绕诗人从秦州出发到同谷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是活的“图经”。《发秦州》是第一首，有序诗性质。诗先叙离开秦州的缘由。后写同谷气候好物产丰景物佳，后再追述离开秦州的原因，末写离秦途中的情况。后十一首都以途中地名为题，写沿途情景。两组诗“采取了化整为零又合零为整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展现了空间跨度极大的陇蜀山水和历时三个月的行役过程。”  

由秦州到同谷，主要是翻山越岭，而由同谷赴蜀，则不仅翻越山岭，还要经过嘉陵江的几个渡口：白沙渡、水会渡、桔柏渡。蜀道之难，除了高山峻岭，还有急湍江水，还有蜀道沿线的栈道，杜甫除了渡口外，还写了四首有关栈道的诗：《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可以说尽显陇蜀道之难了。

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唐代最伟大的诗人，都写到了蜀道，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对此进行分析考察比较，也是有价值的事。其实古人早就这样做了。如仇兆鳌、浦起龙、杨伦注杜诗时，就都将李白《蜀道难》拿来做过比较。不过，往往只是只言片语，语焉不详。陈贻焮、莫砺锋、葛景春等当代学者，也将两位诗人的蜀道诗（或山水诗）作过比较。只是，古今学者们的比较主要还是基于一人（如杜甫）而展开，且不充分详细。也有学术论文包括硕士论文将两者并论，但论述的内容还有不足、不全之处；切入的角度，论述的重点等也有不同。如张俊宁《李杜蜀道诗比较》，黄楚蓉《李杜蜀道书写及其山水山水书写特色》等。笔者有鉴于此，不揣冒昧，拟从几个方面对李白杜甫蜀道诗作些分析比较。

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基本风貌

李白杜甫蜀道诗，就创作方法看，一是浪漫主义，一是现实主义。

李白《蜀道难》借助于神话、传说、想象、夸张等大量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了蜀道的艰险、山川的奇异和地势的险要，赞叹了蜀地山水的壮美，也抒发了诗人对现实的隐忧。

李白经过蜀道没有？对此，周勋初先生《李白评传》说：“唐人入蜀，主要通过水陆两路。水路为经三峡逆流而上溯，陆路为沿栈道经剑阁而南下。看来李客携家到蜀地时，没有沿着人们常走的这两条路前来，因为在李白的诗文中找不到一丝踪迹。李白有咏出峡的诗，但没有任何踪影可以看出以前曾经此地。他在名篇《蜀道难》中，言由北边入川之难，也无任何线索透露以前曾经到过此地。” 周勋初认为李白当年随父入蜀，当是沿着西山路南下到达绵州的。西山路就是由汶川、茂县、松潘一线直达西域的路线。不管怎么样说，他认为李白没有经过“蜀道”。詹锳先生也说：“此诗（按指《蜀道难》）所写在栈道之险，而太白生平未尝一至剑阁。”两位先生都认为李白没有经过蜀道。对此，笔者表示赞同。所以《蜀道难》全诗，除了来自神话传说，几乎都是李白的虚构、想象，运用夸张等文学手段创作出来的。葛晓音说：“这首诗纯出以想象。”这个话是对的。

杜甫的蜀道诗就不同了，它们清晰完整全面真实地展示了杜甫一家由秦陇入蜀的过程，主要写出了沿途山川的险峻壮美，道路之艰难崎岖。如实地记录了这一段蜀道的独特面貌和诗人一家大小长途奔波的悲苦情状，以及诗人内心的真实感受。

要之，就像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给《龙门阁》所作议论：“‘危途’四句，栈道图未必能尔。太白《蜀道难》亦未免虚摹多、实际少。”林继忠先生说：“杜甫山水纪行诗，妙在不可移易，具有鲜明的情感色彩。《杜诗镜铨》引李因笃云：‘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由尽，真诗史也。’”他们都说得对！

关于李杜蜀道诗，莫砺锋有精彩评价：“杜甫的成功秘诀在于他的写实手法。虽然杜甫在具体描写山水时，也不排斥夸张和想象，但这些手法都是一些辅助性质的艺术手段，杜甫的山水诗在总体上是用写实手法来描摹人间的真山实水。而李白的山水诗中虽然也有纯属写实之作，但他那些神思飞扬、词采壮丽的长诗却大多出于虚构。李白梦游天姥，即吟成长歌；神驰蜀道，亦写出巨篇。”“我们把杜甫的入蜀纪行诗与李白的《蜀道难》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个差别。李白诗中虽然对蜀道的奇险三致意焉，那些充满着想象、夸张的惊人之语也确实令人叫绝，但是蜀道山川到底是怎样的壮伟，其道路又是怎样的艰难，诗中并没有具体而细致的描绘。而杜甫的入蜀纪行诗则使得读者觉得“分明如画”（《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而且“如倍公杖屦而游”（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序》），这正是杜甫的独到之处。”

通过上文论述，可见：李杜蜀道诗，就像他们的大部分诗作一样，分别归属于浪漫主义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亦即：两人的蜀道诗，就文学创作方法而言，都可以视为为他们全部诗歌作品的代表。

二、同情人民关心国家关注社会

李商隐诗《漫成五章》之二曰：“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言李杜诗才不相上下，能使天地万象显露诗中。二人虽曾于集仙殿金銮殿上蒙受君主赏识，然终因谄谀之徒淆乱视听而不被重用。

唐代打破了九品中正制，使得各阶层的才智之士，都可能攀上高位为国家社会服务，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加上政治清明，大大增强了士人从政有为的热情和勇气，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所以李白才高声地吟诵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和“富贵吾自取”（《邺中赠王大》），也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表白。杜甫也才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宏伟目标追求。

《蜀道难》写作时间和创作背景，历来各说不一。笔者认同这种说法。关于写作时间，一般认为作于天宝初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时。孟棨：“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本事诗·高逸》）关于创作背景，主要有四种说法：甲、以为严武镇蜀，欲害房琯、杜甫，李白为二人担忧，希望他们早日离开四川；乙、是为躲避安史之乱逃亡至蜀的玄宗李隆基而作，劝喻他归返长安，以免受四川地方军阀挟制，或讽刺玄宗逃难入蜀；丙、旨在讽刺当时蜀地长官章仇兼琼想凭险割据，不听朝廷节制；丁，纯粹歌咏山水风光，并无寓意。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成于天宝十二年（753年），可知李白诗的写作年代最迟在书编成前。而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所以，甲、乙两说错误。至于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并无据险跋扈之事。丁说也有些道理。虽然笔者并不赞同。王仲荦：“天宝末，杨国忠自领剑南节度大使，以章仇兼琼为副使，代镇成都。安禄山起兵，国忠劝玄宗入蜀，李白以为西川不是割据的处所，故有此作。当国忠为乱兵所杀，玄宗入蜀避祸，诗人不再高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是写成《上皇西巡南京（指成都）歌》了。”王琦注《蜀道难》，引萧士赟曰“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计，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诗以达意也”，萧反复申说李白对朝廷对皇帝的一片忠心，故劝谏皇帝不要幸蜀。都认为，李白此诗为朝廷为皇帝作想，有一种拳拳忠心。

李白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道侠都有。其中，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成为他一生追求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的基础。关于李白的思想，有人的观点并不这样看，如周勋初《李白评传》第四章“李白的思想”，其第三部分，题目就是“李白与儒家的背违”。但是，我觉得，至少李白在相对“达”和顺的情况下，其思想中的儒家兼济天下、建功立业，报国安天下的积极用世态度还是占上风的。特别是诗人前期没有遭受打击谗毁的时候，毕竟当时的士人多积极向上，可谓时代风尚。李白也不例外，而《蜀道难》就写于此时。

李白以隐逸求道为体，以帝王辅佐、显身荣亲为用的人生理想，在唐代士大夫中并非独一无二，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李白的精神风格与行为表现的独特之处，是其在遭遇各种现实的打击，甚至经过安史之乱的家国巨变之后，仍然坚持不舍、充满真实的信心。这一点，与杜甫在精神上可谓异途同至。

因此，笔者认为《蜀道难》不是泛泛地“纯粹歌咏山水风光”，而是有寓意的。除了上文所言，还有原因如下：

首先，蜀道其实并没有李白诗中所描述的那么难。如前所言，李白虽然没有走过蜀道，但是作为蜀人的他对蜀道的大致情况还是了解的，就是说，李白并不认为蜀道真的是“难于上青天”！所以，李白这样写就不能简单说成诗人真的认为蜀道就是难，“难于上青天”，而一定是有所寄托，有所寓意在里面。“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样写当然可以解释为夸张、极度夸张，或渲染、极度渲染，因为这不过是李白常用手法。但是，诗中反复出现三次，就很难再用这些话来解释清楚了。其实，李白此诗化用了张载《剑阁铭》的内容。《剑阁铭》言：“洞庭孟门，二国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公孙既灭，刘氏衔璧。覆车之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一般论者都将其解释为忠告执政者慎选亲信守蜀。《蜀道难》说：“剑阁峥嵘而崔嵬，……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和张载语句有相同之处。我们不能无视李白这个议论。李白这样写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多余的赘疣，是有所寄托的。这是李白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的判断，提出的看法。就是胡震亨说的“言其险，更著其戒”。就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警告，要警惕一些边将，凭借自己所在的地方形势的险要而割据分裂。显然是针对玄宗纵容边将，藩镇割据形势日益明显的情况而发的。剑阁是蜀地的门户，是重要的入蜀关隘，历史上一些人如公孙述就曾经在蜀地凭险割据。作为蜀人而且热爱家乡的李白，对蜀地的历史自然并不陌生。诗里表现了李白对政治形势的敏锐观察，也表现出李白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热切关心。

其次，李白写作此诗和《送友人入蜀》时，正是诗人人生充满希望、昂扬向上的时期，即使暂时有些挫折，但对于自信满满的李白来说，还不足就从根本上影响其乐观进取的劲头，打击其积极进取的勇力。此时的李唐政权虽然出现各种问题，但是至少还属于较好时期，并没有伤筋动骨，整个社会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风气还没有消失，李白此诗表达上述事项情感很正常。

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族，有正统儒家思想教育，深受影响，终生发扬儒家精神，某些方面甚至实现了对儒家传统的超越。杜甫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变成了无论达（在杜甫很短暂）还是穷（在杜甫长时间），无论在不在位，都始终关心天下爱护人民，忧国忧民，即“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杜甫两组蜀道诗，是诗人在人生极度困厄的情况下写的。即使这样，杜甫仍然不忘理想信念，不忘忧国忧民。《铁堂峡》写到安史乱军还在肆虐：“盗贼殊未灭。”《五盘》：“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表达对“盗贼”、“巨猾”（均指安史叛军）尚未平定的忧虑。《盐井》则指出地方官吏与民争利之不当：“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诗人在自己及家人也极端困苦的时候，还将百姓与自己相比：“此生免荷殳，未敢辞路难”！陈贻焮说：“着眼于国计民生，‘为世乱民困作劳求活而悯之’（浦起龙），同时也最先揭露了第五琦变法的流弊，意义还是很深刻的。” 诗人反对“徒劳吾民”：“胡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龙门镇》），也同情百姓徭役之苦（《石龛》）。而《凤凰台》“再图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简直就是忧国忧民的另一个说法。

   《剑门》一诗，与李白《蜀道难》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杜甫写到了剑门之“险”“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由此想到了割据：“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想到这里，诗人不禁“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安史之乱未灭，杜甫担心再次出现分裂和割据，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只好临风惆怅！难怪浦起龙要说这首诗简直就“是一篇筹边议”（《读杜心解》卷一）了！

“李白的精神风格与行为表现的独特之处，是其在遭遇各种现实的打击，甚至经过安史之乱这样的家国巨变之后，仍然坚持不舍、充满真实的信心。这一点，与杜甫虽在长期颠沛流离之中，仍然身忧国君，一饭不忘，在精神上可谓异途同至。”这话说得太准确了！

三、对诗歌艺术的拓展和突破

   李白《蜀道难》可以算作山水诗。关于李白的山水诗，葛晓音说：“李白的登览、记游山水诗可分两类。一类是按传统的表现手法如实描写山水。……但这类诗与她另一类以虚写为主的山水诗比起来，大多不见特色。他的主要成就在那些描写名山的七言和杂言歌行。如《庐山谣》、《蜀道难》等等，与其说它们是山水诗，还不如说是诗人理想和苦闷的寄托，是诗人精神境界的自然化。”

《蜀道难》是乐府，篇幅较长，重点不在写出蜀道的具体真实面貌，在于通过对蜀道险难的描写，来警醒统治者，表达对国家的隐忧。

作为大诗人的李白，诗歌各体皆有，各体皆工，其中乐府诗是凸显李白创作风格和才华的诗歌体裁之一，郁贤皓的《李白全集注评》收录李白乐府143首。李白乐府诗多沿用古题，又有创新。胡震亨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卷九）李白沿用古题的诗作往往对于古辞古意有所发挥。《蜀道难》本是古乐府“相和歌辞”的旧题。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称：“《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按皆为蜀中名山）之险。”李白诗也着重表现蜀道之艰险，但前人所作都是五言短诗，如刘孝威、阴铿、张文琮的《蜀道难》诗。李白则将五言改为杂言，如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一直到十一言，参差错落，长短不齐，形成极为奔放的语言风格。还将原本的短诗拓展为长诗。“诗的用韵，也突破了齐梁时代的旧作一韵到底的程式。后面描写蜀中险要环境，一连三换韵脚，极尽变化之能事。”可见，李白《蜀道难》不仅对其传统题材内容有创新突破，对传统乐府的写法句法长短体制也有创新突破。所以殷璠说：“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河岳英灵集》卷七）殷璠将李白《蜀道难》的诗歌文体价值作了极大的肯定，这无疑是有眼光的。

杜甫蜀道诗的主要创作目的是将自己及家人一路走来的沿途风物一一记下。当然，作为“纯儒”的杜甫，无论“达”还是“穷”，都不可能忘了国家人民。

杜甫的两组蜀道诗，既是山水诗，更是纪行诗。纪行诗主要是描述个人旅行见闻和感受，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纪行诗往往离不开山水景物描写，但与纯粹的山水诗是有区别的。但因为两者之间有所交叉，所以谢灵运和谢眺笔下这两种体裁已有融合之势。

到了杜甫的蜀道诗，山水诗和纪行诗已然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杜甫两组诗结构严整，均为十二首，其中第一首均为说明此行的原因，下面十一首，均以所历地名为题。最后，以此行的目的地成都为题，即《成都府》，表明此次旅行结束。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一路所行，历历可考。

蜀道，壮美难行，古代无数文人墨客，包括李白，都写到过，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展示蜀道的全貌。杜甫用组诗的方式写，而且，一组不够，用两组，将古蜀道全面而准确地进行了描绘！终于给了读者一个真实的蜀道全貌，一个具有地理学意义和价值的“图经”。这些，都是杜甫对山水诗、纪行诗的创造性贡献。的确，杜甫蜀道诗全面完整真实准确地书写出了蜀道的“挺特”“奇绝”！

而且，杜甫两组诗并不仅仅停留在“纪实”的阶段，其诗不仅准确写出陇蜀道“山水”与别处“山水”不同的独特之处，而且写出了这十多个地方它们之间各自不同的特色，且写作模式也因为具体写作对象的不同而变换。后一组诗还从不同角度写出陇蜀道上栈道之艰险，如《龙门阁》，就从远观、近看，仰视，尤其从心理感受的角度写龙门阁栈道。“刻画逼真，且有心理描写与之相应，二者相辅相成，可谓是景与心的交汇。”同时，相较于二谢的山水诗的玄言诗尾巴和只见句不见诗，杜甫的蜀道诗浑然一体，整齐干净；相较于王孟的山水诗久而久之产生的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没有很好写出不同境地、不同感受下的不同山水，杜甫的蜀道诗却写得各有各的不同，二十四首诗写成了二十四个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这一个”，达到了“刻削生新”。“这种写实的山水诗传统，对盛唐那种空灵夸饰、以气度为胜的山水诗，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补充。而与李白的山水诗更是形成鲜明的对比。”栈道之作，就是例证！

总之，李白杜甫蜀道诗充分显示了他们山水诗纪行诗写作的娴熟技巧，达到的高超水平，在诗歌艺术上有创新突破。

四、李杜蜀道诗在其诗歌中的地位和代表性

《蜀道难》无论在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都有不可替代的突出的代表性。描写祖国山河壮美，表达热爱之情是公认的李白诗歌思想内容的重要方面，《蜀道难》是；李白诗歌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最善于运用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蜀道难》也是；李白诗歌特别是一些较长诗歌，往往借助神话、传说，把夸张、想象、比喻结合，描绘出瑰奇壮丽的的境界，抒发强烈的感情，《蜀道难》更是。

   另外，有人也注意到了《蜀道难》运用辞赋手法的问题。钱志熙、刘青梅《李白诗选》是这样分析此诗的：“前人之作，如《乐府诗集》所载梁刘孝威、陈阴铿、唐张文琮等人之《蜀道难》，主旨多在极力形容蜀道之难与险，此齐梁赋题之法。太白所用亦此法，而假其非凡之想象力、超常的赋法技巧，以及杂言歌行自由开放的体制，使千古模拟赋题者相视失色，如守营垒者之纷纷失据。这就是李白乐府创作所追求的境界，也是其天才之最具魅力者。”然后，编者即以赋题法对此诗进行赏析。看到了李白诗的这一点，也是有独到眼光的。

杜甫的蜀道诗就不是这样了，一般人们说到杜诗的时候，喜欢将其与历史史实相联系，称为“史诗”。而这两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提及，在《杜甫诗选》里选得很少；篇幅小的著作和选本甚至没有。在《中国古代史》或《隋唐史》中，也基本不提。因为这些诗没有写到重大题材事件，重要人物。不仅如此，由于两组诗所写这段蜀道，还不是蜀道的正宗，以至于一些历史地理学专著也少有提及甚或不提。如蓝勇《中国历史地理》第十三章“历史时期中国交通通道的变迁”，只提到褒斜道、金牛道等“蜀道”，没有提及由秦陇入蜀的陇蜀道；书中内容和杜诗相关者，只提到了“剑门关”。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只提到了傥骆道、子午道、褒斜道、陈仓道，以及金牛道、米仓道、洋巴道，提到了李白的《蜀道难》，还反复引用其中的语句；但没有提到杜甫和杜甫的这两组纪行诗。

然而，当我们一一考就，细细推敲杜甫的两组诗，就会发现，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水准，而且在诗歌艺术的几个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已见上文，此不赘述）。由此，可以说，哪怕就是最“不起眼”的作品，杜甫都作得非常成功！甚至绝不亚于他自己的“名气很大”的作品。

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到了蜀道，他们以如椽之笔写出了蜀道的艰险、高峻、恢弘、壮美，为祖国的壮丽江山增妆添色，为巴蜀文化秦陇文化的厚重丰赡添砖加瓦；秦陇蜀道因他们更加美名远扬，陇蜀道之壮美神奇也因其而流传天下。说巧也不巧，李杜的蜀道诗，就如同两位大诗人的基本风格，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由这些诗，我们不难了解两位诗人创作的基本艺术倾向。同时，受到诗骚传统影响，他们都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爱民怜民，在其诗中都有突出体现。作为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的蜀道诗作，对传统诗歌的体式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拓创新、补充发展，且切合所写对象，合符作品内容，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略有不同的是，《蜀道难》在李白诗作中是代表性作品，而两组纪行诗在杜诗里却显得不太起眼。《蜀道难》为李白代表作，当之无愧，而两组诗即使再不起眼，却仍然没有给杜甫丢面子：单独来看，首首中规合矩,篇篇堪称佳作；合起来看，一组或两组都是结构合理，整齐利落；从艺术角度衡量，可谓技巧多样，运用自如；从历史角度思考，不仅能进方志，甚至可称“图经”。